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朱麗娜尹琛香港報道

在囊狀纖維化被承認為一種疾病之前，北歐曾盛傳著“咸吻”之謎。即嬰兒出生時，如果輕吻他的額頭感覺很咸，那么這個嬰兒便是受到“詛咒”的，將不久于人世。

盡管后來現代科學證明，囊狀纖維化患者是因汗液中的鹽分顯著高于正常人而出現“咸吻”之說，但人類對這項罕見遺傳性疾病的研究過程并不輕松。

自上世紀30年代開始，醫學、生物學界就已經開始對此病癥的探索。1985年，35歲的徐立之帶領團隊率先界定囊狀纖維化病癥的致病基因在第7號染色體上。隨后，他又和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合作，進一步認定導致囊狀纖維化病癥的基因在第7號染色體的準確位置，并清晰描繪變異基因的排列。其相關的研究論文1989年發表在《科學》雜志上。

這些發現被業界稱為人類遺傳學的重大突破，為此后有關此病癥的治療研究推開了大門。徐立之因此成為生物科學界炙手可熱的新星，曾多次被提名諾獎，也被認為是最有機會問鼎諾貝爾醫學獎的華人科學家之一。

大海撈針：尋找囊狀纖維化的致病基因 

1950年出生于上海的徐立之，在2歲時便跟隨父親來到香港。他的幼年生活可謂“顛沛流離”，九龍塘、北角……，小學時期在香港四處頻繁地搬家，輾轉換了四所學校。

因父親在書法、繪畫上的造詣，徐立之從小耳濡目染，幼時在繪畫上也有一定功底?！翱荚嚳嫉胶纳?，我就把蝴蝶的四個（成長）過程，從卵開始依次在答案紙上畫了下來?！边@大概是徐立之對生物最早的啟蒙。

大學時期，原本立志要成為一名建筑師的徐立之，因香港中文大學沒有建筑系，而陰差陽錯地入讀生物系。也是在那時，徐立之開始走上“生物之路”，因他認為分子生物學可以解釋生命的機制，“還算可以念下去”。1974年，徐立之在香港中文大學完成碩士學位后，前往美國匹茲堡大學深造，取得博士學位后繼續于美國、加拿大進行遺傳學研究。

上世紀80年代開始，一場基因層面的“尋寶”大賽拉開帷幕。

當時的研究發現，氯離子通道的異常影響細胞的水、氯離子平衡，最終導致肺部等多種器官功能障礙。但又是什么造成了囊狀纖維化患者與生俱來的氯離子通道異常呢？

彼時，徐立之雖已率領團隊首先界定了囊狀纖維化致病基因的所在位置是在人類第7號染色體，但這個染色體上有兩百多萬個堿基，要找到致病基因的具體位置無異于“大海撈針”。

“老實說，那個時候還沒有基因圖譜，要尋找一個致病基因還得用原始的方法去測試，對染色體一段一段地慢慢去分析”，徐立之談到研究過程并非一帆風順，中途甚至出現不少小插曲。

1987年4月29日，他代表加拿大研究團隊到倫敦的皇家學院發表演講。然而，在會議開始前一個小時，徐立之的一位競爭對手當場宣布，已經找到囊狀纖維化基因的具體位置，并即將把研究成果寄予期刊雜志社。

“當時我嚇得滿頭大汗”，徐立之回憶道，“他在臺上講了很多，以為（結果）已經到手了?！钡珜嶋H上對手卻是空歡喜一場，被自己的結果“擺烏龍”，最終也并沒有證據證明他找到了基因。

承受巨大心理壓力的徐立之并未因此放棄?！爱敃r最困難的是，我要與合作伙伴解釋，對方并未找到致病基因，也要說服他們一起堅持下去?！?/p>

幸而功夫不負有心人，兩年后，《科學》雜志發表了徐立之與弗朗西斯·柯林斯的研究成果——造成囊狀纖維化最常見的基因突變F508del終于被人類發現。

出任港大校長12年三次獲評“最佳校長”

一舉成名后，徐立之很快成為了生物科學界炙手可熱的新星，也被認為是最有機會問鼎諾貝爾醫學獎的華人科學家之一。然而，香港首任特首董建華的一次加拿大訪問之旅，卻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原本預定20分鐘的會面，兩人暢談了一個半小時。在會面結束前，對方問道，“你做的事情很有意義，你可不可以回來香港?！?/p>

徐立之欣然應邀。他離開工作了22年的研究所回到香港，并于2002年開始擔任香港大學校長?！拔也皇菑暮箝T進來的，我是從窗口跳進去的”，徐立之笑言，“這是一個窗口，也是一個機會?！?/p>

時任港大校務委員會主席馮國經曾對徐立之表示，“你要對香港做貢獻的話，可以經過港大（實現）?！笔聦嵶C明，徐立之在港大任職的12年確實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在他出任校長之初，適逢香港特區政府大幅壓縮高等教育經費。徐立之不得不在從事科研、行政管理的同時，為籌集資金奔走。2005年，當時的香港首富李嘉誠向港大捐助10億港元，徐立之表示將以李嘉誠的名義來命名港大醫學院。

這一決議在為徐立之招來了很多非議，但他在當時的采訪中回應指出，“我們的政策規定很仔細，捐款人不能干預學術的發展和自由……我們衡量一個學校好不好，必須看長期的努力?！倍@筆捐款也為港大提升硬件、軟實力包括招募優秀的科研人員等提供了條件。

徐立之在出任港大校長的12年期間，三次被評為“最佳大學校長”。師生普遍認為他隨和率性。卸任后，憶及港大這個大家庭時，徐立之言語之間仍流露著不舍和懷念，“我離開港大時告訴大家，即使（校長）這個工作停了，但我希望自己還在替大學做事?！?/p>

在他看來，要在科研的道路走下去，必須對科學有熱情，以及有毅力。而面對外界的各項褒獎和榮譽，徐立之則顯得尤為淡然，“做科研不需要去得獎?！?/p>

創科生態圈不能太“短視”

一直以來，香港的基礎科研能力都為外界所稱贊，但在研究成果的應用轉化方面卻顯露不足。徐立之則坦言，“（香港）并不需要所有的東西全部自己做，香港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的科研推出去?！?/p>

“我們要做的是科技創新，創新有時候不需要刻意的”，徐立之表示，要以長遠的目光來做國家真正需要的東西。

而為了將科研“推出去”，徐立之在2015年牽頭成立了香港科學院（港科院），并成為創院院長。希望以多位香港頂尖科學家的故事，激勵更多的科研從業者。

香港科學院聚集了多位世界頂尖科學家，如“無創產檢之父”盧煜明、香港科技大學校長葉玉如等。

徐立之坦言，“科學家是尋找完美答案的人，但做生意、做產業不是這樣的，對資本來說賺錢是最重要的”。他也時常感慨，香港社會氛圍仍然是喜歡“賺快錢”的人居多。

“賺錢的確是好事，但對國家（來說）真正需要的，是科技自主創新、知識產權的創新”，徐立之表示，這些創新的落地，并非一日之功，往往需要長遠的、具有戰略性的考量。

在他看來，若要完善整個創科生態圈，除了上游的基礎科研，適當的投資之外，還需要與其他城市進行協同合作等。

事實上，香港與深圳正不斷加深創新科技方面的合作。2017年，香港科技園公司成立全資子公司港深創新及科技園（創科園）有限公司。港深創科園區位于香港與深圳毗鄰的落馬洲河套地區，占地87公頃，預期將建設成為重點科研合作基地，并提供相關高等教育、文化創意和其他配套設施，第一批設施將在2024年至2027年間落成。

徐立之亦是港深創科園的董事局成員之一，他表示，無論香港，還是粵港澳大灣區的其他城市，若要好好發展，“大家都要把自己好的東西拿出來，彼此合作，才能共贏?！?/p>

以下為21世紀經濟報道與徐立之的問答實錄：

“沒有熱情推動不到自己”

21世紀：徐教授，我們知道您小時候家里的經濟條件其實并不是太好，而且經常搬家，這樣的成長環境以及小時候的一些經歷對你自己后來的人生道路有什么樣的影響？

徐立之：每個人都不一樣，我的經歷也不是很特殊，因為那時候的小孩子成長都很困難。那時候教育不普及，我有一些同班同學從來沒念過書，第一次念書就是跟我一起念四年級。自然環境對我的成長的確是有一點影響，我的經歷可以做參考，但不是說一個人成長必須要經過這些，才會鍛煉成今天的我。

21世紀：你曾經想做建筑師，那為何最后陰差陽錯成為了一名生物科學家？

徐立之：因為我念小學的時候搬了很多次家，換了很多次小學，后來考中學的時候沒有去英文中學，當時考香港大學才有建筑系，中文大學是沒有建筑系的。而生物方面有很多的圖像讓我很感興趣，我本來記性很差，但我能夠很清楚的記得生物方面的一些東西，當時老師考蝴蝶的生命史，我就把蝴蝶從卵開始的四個過程畫下來，考試的時候寫到答案紙上。后來有分子生物學，我覺得這個東西比較接近化學，可以解釋每一個生命的機制，所以我覺得我可以繼續念生物。

21世紀：1989年你在囊狀纖維癥致病基因的研究轟動了全球，但是我們知道整個研究過程并非一帆風順，中間也有一些戲劇性的小插曲，可否分享一下當時經歷了什么樣的低谷？

徐立之：插曲實在很多，那時候對疾病基因知道不多，也沒有基因圖譜，要用很原始的方法去進行研究，測試基因在哪一個染色體上面，要從染色體一段一段的慢慢地分析。沒有圖譜，沒有排序，所有東西都要從基礎方面進行。中間發生了不少小事情。有一年，英國的皇家學會請我去講怎么找基因，結果那天去了，第一個遇到的就是我的競爭對手，他是英國的科研人員，他說他的文章已經寄去某一個雜志，他們找到了基因。我嚇得滿頭大汗，后來發現他沒有找到。但是，很多人沒有很慎重地去看他的結果，聽說他找到就全部退出了，剩下來的只有我。

那時候困難的地方就是我得跟我實驗室的的合作伙伴解釋，我告訴他們雖然可能不是我們找到基因，但是這個疾病可以研究的部分實在很多，繼續做下去我們一定會領先。他們聽我的話，現在還在做遺傳疾病的囊狀纖維癥的東西，證明30年以后還是有東西可以做。

21世紀：聽說您收研究生的標準也非常嚴格，一年可能只收一名，或者有的時候一年也收不到一個研究生，在選這些學生的時候，您最看重哪些品質？

徐立之：好多人來我實驗室說要跟我做博士，我只能看他們的履歷，聽他們談話，但是有時候講話跟做事是兩回事，有些人沒有毅力不能堅持，在實驗室里面不能熬夜，那就很難。你要把時間放進去思考，幾個月下來就能看到這個學生究竟適不適合做研究員。

很多人以為學生來了實驗室就是廉價的勞動力，但是我不這樣想。如果他們研究做不好，拿了博士學位以后，生活也會很困難，因為他們可能找不到工作，競爭力也不夠。

如果在科研這個路上要一直走下去，一定要有毅力，要有堅持，要對科學有熱情。沒有熱情在后面，你是推動不到自己的。

對拿下諾獎“放得很開”

21世紀：諾貝爾獎可以說是對于科學家的至高的榮譽，你曾多次被提名諾獎，也被認為是最有機會問鼎諾貝爾醫學獎的華人科學家之一，您自己怎么來看這些榮譽和獎項？

徐立之：我對這個放得很開，因為我覺得得獎背后有很多原因。有時候因為問題重要所以得獎，有些因為科學貢獻高所以得獎，評委要看那年他們在討論的時候（誰更突出），我評審了很多獎，我知道委員會的心情，所以從來不能說我的東西真的很重要，一定會拿到什么獎，不能這樣去想。

21世紀：所以，您自己已經對榮譽保持平常心，看得很淡？

徐立之：對，因為除了科學以外，我在其他地方也可以做貢獻。

很多人問我為什么從加拿大回到香港，那是個很偶然的機會。當時，香港特首董先生（董建華）到加拿大訪問，聽說多倫多有個遺傳學家叫徐立之，就找我談話。聊的時候他一直說我做的事情很有意義，問我可不可以回香港。董特首回香港以后不久，就跟我聯系，希望我回來做訪問。我回來后就跟所有人談在香港生命科學和醫學可以怎樣發展，那時候（香港生命科學方面）的研究很原始，還沒開始做人類基因圖譜。不過，跟其他地方比較，香港有優先的地方，比如香港的醫學不錯，香港科研人員做的很多事情水準很高，所以我認為可以在這方面發展。

港大的馮國經，當時校委員會的主席來找我，我們談得非常好，然后我就回到香港，因為我知道香港有些什么東西，香港可以怎么發展。那時候我常說笑，我說香港大學不是第一個叫我來當校長的大學。

21世紀：您當時在港大出任校長12年期間，三次被評為最佳大學校長，您在港大最驕傲的經歷是什么？

徐立之：我最高興的是把整個大學上上下下都團結在一起。大學是一個群體，研究院教授能夠教學做研究，而學生也可以貢獻，校友尤其重要，我常常在路上遇到校友，也會和校友呆在一起，校友的網絡和宣傳很重要。將來大學的發展也是靠校友、員工、學生一起。

港大是個大家庭，我走的時候不許有歡送會，因為我說我不會走，只是我工作停了，但是我希望還能夠替大學做事。

21世紀：能看得出你對港大有非常深厚的感情，雖然你最初的時候是想讀港大的建筑系，最后陰差陽錯變成了港大校長。

徐立之：真是有不解之緣，緣分很深。我也常說這個事情，我說我來了港大不是從后門進來的，而是從窗子里面跳進去的，這是一個窗口，也是一個機會。馮國經先生跟我說通過港大，我可以對香港有貢獻。他說的很感動，我也是這樣覺得。

改變香港的社會氛圍

21世紀：關于科學院又有什么樣的故事？

徐立之：我回香港的時候，很多同事都是科學院院士，（香港）那么小的地方有五十幾位，這個比例很高。他們說要成立香港科學院，我們自己要做科學的推廣，讓年輕人看到香港科學院，我們的院士要成為年輕人的榜樣，我們也可以有個地方做科普工作，讓大家了解科學，還有影響香港政府政策，等等。

我是應大家的要求來組織香港科學院。我有一點組織能力，很多人愿意幫忙。所以，2015年香港科學院正式成立，幫助香港推動科創事業的發展。我們做了很多報告，中學老師同學都想聽我們科學家講話，我們常常有機會就到外面去跟同學們交流。我們另外成立青年科學院，有些年輕力壯的科學家到中學去講課。

21世紀：你覺得香港的教育制度是不是需要改變？

徐立之：不是教育制度的問題，而是社會氛圍的問題。（在香港）醫生、律師有專業執照的工作都會受歡迎，不過如果有同學喜歡科研的話，應該去做科研。最重要是自己的熱情，要堅持下去自己有興趣做的事情，而不是盲目地去做。需要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事情。

21世紀：現在可能很多年輕人都對自己的前途比較迷茫，一方面有很多現實生活的壓力，另一方面整個時代也在發生巨大變化，有很多不確定性。所以，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他們要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你作為一個過來人有什么樣的意見給他們？

徐立之：大學是一個過渡的時期，你可能在大學里面念的是工程，將來不一定是在做工程，很多東西你想不到的，機會常常有，它會來它會走，有人看到機會來了，猶豫不決的時候機會就過去了，但知道有機會就有救，有些機會來了走了都不知道。對年輕人，家長、老師要讓年輕人自己去發展。

發展科研“不要太短視”

21世紀：您剛提到香港要成為國際科創中心，雖然有自己的優勢，在基礎研究這方面的能力非常突出，但也有自己的短板，您覺得在這方面香港有什么樣的改變？

徐立之：我覺得要把握香港基礎科研的能力，不是說所有東西全部都自己做，一條龍做到最后。香港需要把自己的科研推出去，盡量跟大家分享，不要收在自己學校里面，覺得是自己的商業秘密。好的東西大家都會知道，所以要盡量去分享。深圳現在做得不錯，大家都有自己的強項，你可以做另外一端，但是可以互相利用的時候，為什么大家不合作呢？和大家分享的時候，就實現了共贏。

21世紀：你覺得未來有兩地的科創合作有沒有一些突破可以嘗試？

徐立之：深圳在這方面做得比香港快很多，因為兩個地方的運作不一樣。在香港，速度慢，但機制是非常好。香港（和）大灣區（內地城市）要好好發展，大家都要把自己好的東西拿出來合作，基礎科研到產品路途很長，大家都要耐心一點，不要太短視。

社會有時候不知道科學家的難處，科學家是要找完美答案，每個事情要做到最好，要找出最好的方法去解決問題。而做生意做產業不是這樣的，對于資本來說賺錢是最重要的，但科學家是不能去做生意的。

(實習生丁寧對此文亦有貢獻）

策劃：于曉娜

記者：朱麗娜、尹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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